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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与王安石到底有何恩怨,竟然全力反对变法?

繁清宇逸
2021/7/20 22:56:17
司马光与王安石到底有何恩怨,竟然全力反对变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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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浮生若桑

    2021/7/25 6:04:31

    因为苏轼是一个真正关心民生疾苦,忧虑国家存亡的士大夫。所以无论是前期的王安石变法,还是后期司马光废法,苏轼都选择追随自己信仰的真理。

    宋神宗满腔热血,王安石雷厉风行。

    在宋朝开国时期,军权政权财权的过度集中化,使得大宋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出现财政负担加剧,官僚体制臃肿等问题。

    到了宋仁宗时代,国库空虚问题突显,朝廷不得不加大吸收民间财富的力度,而这一措施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锐化。

    庆历三年,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,富弼、韩琦为枢密副使,实行改革,史称“庆历新政”,但最终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,改革终止。

    待到他堂孙子宋神宗继位,国家对外军事薄弱,只能靠财物维持外交关系,对内贫困积重难返,民生凋敝。在这内外忧患的夹击下,年轻的宋神宗满腔热血,发誓要有一番作为。

    宋神宗向司马光请教,如何才能深化改革,为国家探寻出新的道路。

    司马光说,人要先修身才能治国,修身之要三:“曰仁,曰明,曰武。治国之要三:曰官人,曰信赏,曰必罚。”

    司马光作为肱骨大臣,深知国家积重难返,变革是急不得的,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慢慢打开局面。

    但是,过分强调细水长流,便容易深陷于因循守旧,过分强调客观困难,便容易深陷于庸碌无为。

    在神宗看来,朝廷上的大臣是指望不上,泛泛空谈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,所以他把眼光瞄向了名声在外却素未谋面的王安石。

    王安石,出生官宦家庭,自小就有经世济时的抱负,进士及第后,历任多地长官,试行了若干改革措施,取得些许成效,便形成了系统性的变法理论体系,其口号就是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。

    曾经他写成上万字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但石沉大海。聪明的王安石深知,身在基层的官员根本没有话语权,只有身居要位,才能让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,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变革理论推行下去。

    他审时度势,静待时机,在仁宗时期,他推掉了多次晋升的机会,再加上他博学多智,见解非凡,生活简朴,一时间,天下读书人对他赞不绝口,成为圣人在世,人人争相与他交往。

    宋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如故,彻夜长谈,在治国理政上取得了高度的君臣一致。王安石对着神宗心情澎湃地说:“大有为之时,正在今日”。

    熙宁二年,王安石受命执政,变法运动开始,史称“熙宁变法”。雷厉风行的王安石,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,主要涉及财政的军事,终极目的是维护大宋王朝的长稳统治。

    有变法派,就有保守派,这是历史规律。新法一出台,朝廷内争论激烈,其中以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反对最为突出。

   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,一大批老臣以称病,辞官为威胁以求抵抗新法,司马光与熙宁三年离朝隐居洛阳,而后十五年不谈国事,闭门写《资治通鉴》。

    而苏轼,早已看到国家的弊端,想要变革的心思在他心中骚动,但是面临着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,他看到了富国强兵的愿景,但他也看到了民心不定的现状。所以他自然站在了反变法派的一边。

    王安石计划兴办学校,废掉科举。苏轼上书《议学校贡举状》,表示坚决反对。

    神宗看重苏轼的才华文采,想让他修撰《中书条例》,王安石反对。修《起居注》,再反对。

    王安石新法的弊端逐渐显现,虽然新法重心放在国富上,但是随着国家收入提升,百姓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。再加上很多老臣出走,新人良莠不齐,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,为了晋升,不惜以重法压榨人民。新法中的“良法美意”实际上却成了扰民的工具。

    苏轼看到如此现状,深知自己的立场是对的,坚守“危言危行、独立不回”的政治操守,捍卫真理,反对新法。

    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,苏轼奉劝皇帝要“结人心,厚风俗,存纪刚”,并同时对新法发起全面攻击。但却反映全无。

    再写《再上皇帝书》,言辞激烈,“今日之政,小用则小败,大用则大败,若力行不已,则乱亡随之。”依旧石沉大海。

    因为对新法的反对意见日渐激烈,朝廷上小人察觉出神宗已对苏轼有不满之情,便开始罗列罪名,弹劾苏轼。最后因为有老臣求情,陷害之事不了了之,心灰意冷的苏轼,便上书请求外任,好离开这是非之地。

    具备独立人格,自由思想的苏轼,坚定维护免役法

    元丰八年,宋神宗病逝,司马光回京吊唁时,所到之处百姓聚集,纷纷哭泣请求司马光留在京城,辅佐君王,还百姓安居乐业生活。

    而后,司马光成为高太后最重要的依仗,他们一致认为熙宁变法完全失败,当务之急,要排除一切阻力,废除新法,一切回到熙宁二年的样子。

    同年,苏轼回朝,发现曾经变法的两拨人的关系位置对调,对抗的力量失衡。

    在司马光的执政之下,一边起用反变法大臣,一边有计划地废除新法,元丰八年七月废保甲法,十一月废方田法,十二月废市易法、保马法。而后免役法的废止,却成为争论的焦点。许多反变法大臣,认为免役法比较有利,“法无新旧,惟善之从”,按户征税雇役,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,确实是有可取之处。这帮支持免役法的大臣中,就有苏轼。

    与司马光见面后,苏轼便将自己免役法的见解深入浅出作出了解读,希望司马光能够取长补短,合理对待免役法。

    但是司马光性格执拗,面对苏轼的长篇大论,根本不以为然。苏轼坚持己见,撰写《论给田募役状》,详细阐述免役法便民利民的经验,但是司马光还是坚决不同意。最后和司马光闹翻。

    半年之后,司马光去世,但苏轼与他的政治矛盾暂时停止,但未终结。司马光一生坦荡,虽说于苏轼政见不合,但从未开罪与他,待司马光去世后,由他提拔起的御史,却把苏轼作为必须除掉的政治敌人,党争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
    以上。

  • 东风小新

    2021/7/26 11:44:09

    南宋和南明相同之处:

    1、面对的都是被少数游牧民族入侵,金国女真族、清是满族;2、都是皇家正统合法继承政权,名正言顺;3、都是逃亡政权,偏安一隅。

    南宋和南明不同之处:1、南宋有明确领导核心,赵构是宋徽宗唯一没被俘虏的皇子,曾被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封为兵马大元帅,即位后在位36年,有实权;南明没有明确领导核心,崇祯皇帝三个儿子都被李自成捕获,南明四帝一监国,都是近血脉藩王即位,都称自己是正朔,内斗内耗,皇权被架空,成了武将操纵的傀儡皇帝,没实权。2、经济基础不同,北宋亡国纯属突发外敌入侵事件,没有大的天灾人祸,没有多年战乱、国力充足,就像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的一样富足,南宋接手时国力较强,经济基础还在;明朝崇祯年间天灾连年,张献忠、李自成起义军二十多年破坏,南明接手一个破烂摊子,国力损耗殆尽,经济接近崩溃基础太差,打仗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,没有钱粮无力反抗;3、民意基础不同,南宋军民一心普遍拥护赵宋王朝,有岳飞等忠臣宁死拥护,末年南宋10万军民殉国可见一斑;南明派系党争激烈,各拉山头内斗内耗,对朱明王朝忠诚度不高,甚至出卖皇帝,没有合力抗清;4、军事制度不同,宋开国以后“杯酒释兵权”对武将集团保护较好,武将集团战斗力较强,武将掌握兵权;明开国以后“炮打庆功楼”重用文官对武将集团进行了压制,武将不掌握兵权,战斗力较弱;5、最高领导能力不足,南宋赵构二十岁领兵拒金,被封兵马大元帅,曾立所谓“十三处战功”,在皇位36年,治国治军有一套,从“莫须有”杀岳飞没有遭到反抗内斗,可以看出来能力较强;南明四帝一监国属于富贵王爷,是文官武将内斗妥协的产物,有的没有参与过朝政,没有掌握兵权,个人能力不足;6、运气不同,南宋遇到的是土匪打劫一样的金兵,目标是掳掠钱粮,并没有吞并江山的野心,纳点贡银就撤回;南明遇到的是卯足了劲一统天下的清兵王朝,志在江山社稷,攻击力较强;7、结局不同,南明是经济崩溃、民心尽失、文武官员内斗、气数已尽,三四十年就灭亡了算是失败了,南宋是经济基础尚在、军民一心、武将精忠报国、国运犹在,历5世9帝共152年,算是成功了。可谓兴衰各有凭!

  • 胡杨树之春

    2021/8/4 13:51:40

    100万*0.05=500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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